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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熊月之:在江南红色文化版图中,上海为什么具有特殊地位
  • 发表时间:2019-10-26 11:22:11
  • 作者:匿名

[编者按]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假日旅游市场的主旋律。调查显示,78.84%的游客参加了各种国庆庆祝活动。怀念革命烈士,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这是铭刻在民族血脉中的信念,也是今天人们无法忘记的第一颗心。什么是红色文化?为什么现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如此丰富?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研究员熊月之在上海江南书院发表演讲,从江南的角度进行分析。

要打造“上海文化”品牌,必须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资源。那么,什么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上海为什么会有如此集中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今天,我想和你分享和交流。

红色文化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今天,人们说红色文化是一种形象表述,它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广义而言,红色文化是指所有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现代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包括寻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科学繁荣等活动。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考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内涵和逻辑。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如下:

在过去的三年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委员会中死去的人民英雄永远不会死去!

在过去的30年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委员会中死去的人民英雄永远不会死去。

这可以追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那些为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和幸福而在以往所有与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将永远不会死去!

碑文写于1949年。这三句话涵盖的时间和内容是逐步扩展的。第一句是指解放战争时期,第二句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涵盖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句是指整个现代,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丰富。除了前两句已经提到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内容还扩大到“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广义红色文化不仅是狭义红色文化的扩展,也是狭义红色文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文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80年不同历史阶段革命文化不断演进和升华的产物,包括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涉及科技创新的西化文化、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文化、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反清革命文化。正因为如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第一个浮雕是虎门卖烟,第二个是金田起义,第三个是武昌起义,第四个是五四运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广义上的红色文化是指在所有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现代活动中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因此,红色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拓宽视野,还需要延长时间。

江南视角下的红色文化特征

红色文化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上海。两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现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如此丰富》的文章,并做了一点肤浅的分析。遵循本文的思路,今天我主要从江南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的特征。

从江南的角度分析红色文化,我认为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联系性、整体性和先锋性。

联系

江南地区由山川、壤土和语言相连(基本上属于吴语区)。六朝以来,该地区山川秀美、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湖海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逐渐形成了经济互补性强、社会互动性强、文化一致性强的区域。这些自然禀赋和人文特征使这个地区在红色文化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联系。

所谓联系是指个人或群体(群体)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区域和空间表现出连续性或连贯性。这也意味着个人或群体(群体)在不同空间的行为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也作出了积极响应。江浙沪革命党的反应不是孤立行动,而是把这三个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根据陈齐眉等人事先制定的计划,南京和杭州将首先搬迁,上海将随后搬迁。这个计划是根据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地理条件制定的,符合军事战术。然而,在10月底和11月初,消息突然传来,五艘清军战舰正从汉口驶往吴淞口港,运送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枪支,以援助汉口清军。汉口给上海联盟的成员发了一封信,敦促上海和其他地方在清海军的支持下做出反应。11月1日晚,陈齐眉等人决定以沪市先行和苏杭回应取代此前的计划。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人民军队组织了上海军队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了复兴军,并与浙江人民军队一起,组成江浙联军协助南京人民军队,很快征服了南京。上海、南京、杭州起义的成功为全国反清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安徽俗语报》不是在安徽印刷的,而是在上海印刷的。该报由陈独秀于1904年创办。其目的是宣传反清革命。它的编辑和发行地点在安徽芜湖。然而,芜湖当时缺乏现代报纸印刷机构。陈独秀等人决定由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印刷,然后运回芜湖发行。这份报纸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这家印刷局的创始人张赵石是陈独秀的朋友,陈独秀以前曾在上海联合经营过《国庆节日报》。这个印刷局的询问官(经理)程继富来自安徽省休宁市,是陈独秀的同胞。同事和同胞的网络将芜湖和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地的联系产生了《安徽俗语报》。

民国初年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也显示了这种联系。1913年8月,陈独秀在安徽参加了反对袁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从安庆逃到芜湖,在那里被驻军逮捕。获救后,他逃到了上海。他在安庆的家被政府没收,他的家人留在上海。贫困中,他依靠安徽籍的王梦祖为上海的东亚图书馆写书。

联系,如陈独秀,反映在许多革命者身上。出生在常州的瞿秋白15岁时就已经和上海有了联系。那一年(1914年),在江苏省第五中学,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乘船去上海参加展览。瞿秋白的作品《木制勺子》在上海展出,并被选为巴拿马世博会的展品。这使得常州才子与上海有着愉快的联系。瞿秋白与上海的第二次接触是在1917年。那一年,他在北京的俄罗斯学院学习,并共同翻译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出版的第一部文学翻译作品。1923年,从苏联归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宣传员的瞿秋白开始在上海定居并从事革命活动。从那以后,上海成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除了他的家乡,那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长江以南的许多地方,由于事件和人的原因,这种连锁反应的例子数不胜数。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嘉兴因事件迁址,嘉兴关闭,从而使上海和嘉兴成为未来会议的联合纪念场所。

(2)完整性

江南地区的完整性原本是相对较强的。近代上海崛起后,这一地区的完整性进一步加强。

现代上海高度开放,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江浙皖三省有远大理想和杰出人才的人把移居上海和谋求职业发展作为他们的最佳选择,实际上打破了三地的行政界限。例如,鲁直王韬和吴江沈玉贵在科举考试中失败,穷困潦倒。然而,当上海的教会机构有发展的机会时,他们搬到了上海,从而在他们的一生中实现了非凡的事业。镇海叶承忠、虞洽卿和定海朱三宝都因家境贫寒来到上海当学徒,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湖州陈齐眉因为学生的意图来到上海,后来走上了革命之路。常州的陈帆因为他的仕途而处于困境。绍兴的任伯年、松江的胡媛、苏州的吴友如等人因为卖画的需要搬到了上海。无锡的徐寿和华方恒来到江南制造局展示他们的实力,并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热爱科学,擅长制造。苏州冯桂芬来到上海是为了逃避战争。感受到中西的差距,他写了不朽的杰作《焦启禄的抗议》。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人来到上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他们重要的事业。

近代,江南、省与省、县与乡、市之间没有严格的行政壁垒,也没有与户籍密切相关的各种附加公民待遇。他们是农村的村民和城市的公民。因此,双向流动简单方便。

总体特征在中共江南地下党的活动中最为明显。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派经常把江浙省或江浙皖省视为一个统一的地区。1925年“吴川大屠杀”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执行委员会,又称“江浙执行委员会”,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领导江浙沪党组织。1926年春夏之后,江浙区委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安徽省津浦铁路沿线的蚌埠、楚县、宿县、凤阳和和县。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为了应对这一恶劣形势,中共江浙区委调整了领导和工作机构。中共中央派李李三、周恩来等赴上海,与江浙区委、陈延年、赵世炎等领导组成专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覆盖江苏省和浙江省。4月至6月,特别委员会恢复了南京、无锡、宜兴、如皋、丹阳、苏州和徐州的党组织。中共江浙区委成立于1925年8月,撤销于1927年6月,历时1年10个月。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取消了中共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并对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拥有管辖权。1930年7月,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合并,组成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管辖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或执行委员会。三个月后,江苏省总部被撤销,中共江苏省委恢复正常工作。同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中共江南省委,成立于上海,管辖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省的党组织。1931年1月,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管辖江苏省、上海市、皖南(芜湖)和昌化(蚌埠)的党组织。浙江省和皖北(安庆)的党组织原属中共江南省委管辖,现由中共中央领导。直到1943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下被废除,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设在上海。它的管辖范围覆盖整个江苏省,有时也覆盖浙江和安徽省。

(3)开拓性

近代以前,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是南京、苏州和杭州,它们也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心。港口开放后,上海崛起。人口是衡量城市规模的最重要指标,上海在1843年开放时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为20万,1900年为100万。在1915年,人口超过200万,在20世纪30年代,人口超过300万,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城市。到1949年,有546万人。同时,上海在江南地区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19年,上海有245万人口,相当于4个苏州(60万)或杭州(65万),相当于6个南京(40万)或宁波(45万)。

上海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规模决定了它在江南政治活动、思想创新和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在江南红色文化地图中的特殊地位。80%以上的现代上海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其中80%以上的移民来自江南地区。因此,可以说现代上海人主要是江南人的集合。

六朝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活跃、最创新的地方。这么多南方人聚集在上海,使上海成为最活跃和最具创新性的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六朝以后,反映时代步伐的先锋思想和思潮往往是从江南地区酝酿、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例如,他们强调实事求是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重视商业、商人和商品经济,提倡理解、翻译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徐光启、杨听云和李志钊)。提倡适度奢侈消费有利于刺激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它强调重视人民、民生和学校读者的意见(黄宗羲的《伊名待访》)。这种思想或多或少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最集中、最系统的地方是江南。

我们纵观现代思潮的历史,发现以上海为集散地的江南,在先锋思想和思潮方面最为突出。

洋务运动中,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最大的现代航运企业航运局位于此。上海电报局和上海机织布局也在这里。一群群海外学生也从这里被派去宣传洋务运动最著名的三个“危言耸听者”(即萧山唐守谦的“危言耸听者”、鸡西邵佐周的“危言耸听者”和郑关颖的“繁荣中的危言耸听者”,郑从17岁起就一直住在上海)。他们都是江南人或主要居住在江南,而其他洋务思想主要集中在改革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宣传中心在上海。最著名的改革报纸《泰晤士报》位于上海。其他改革报纸,如农业杂志和翻译协会,也位于这里。1898年改革运动后,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批新派人士无法在北京继续创新,纷纷迁往上海。清末宪政运动和革命活动的宣传中心在上海。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经营着许多报刊杂志和园林(张远、豫园等)。)在上海变成了清政府无法对付的革命宣传基地。晚清上海租界实际上成了反清革命者的聚集地和避难所。张謇、唐守谦等人领导的预备立宪运动以上海为基地。民国初年,上海有许多政党和社会组织,上海是中国最多样化和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有不少于56个政党,“上海政党的出现早于北京,北京大部分政党起源于上海”。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下,新文化运动首先在上海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从思想语境来看,这些创新运动是前后联系的,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比一波更宽更强。如果这些运动兴起并展开,这些变化与上海城市群的规模有关,并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洋务运动的重要城市是上海的原因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现代企业最集中的城市,在技术、人员、能源、资本、交通等方面具备满足洋务企业需求的最佳条件。到了1898年的改革运动和1911年的革命时期,上海在新人才聚集、现代新闻、出版、交通、通讯以及社团和集会活动的发展方面也是装备最齐全的城市。

聚集和分散的地方与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影响大相径庭。有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五月北京的学生运动,六月上海的公民运动。工人和商人都参与了。虽然北京学生的罢工影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太关心罢工。然而,在上海的工人和商人加入并将罢工扩大到三次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三振出局”首先发生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原因与上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密切相关。自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以来,上海士绅商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移民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士绅商人在民族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这次聚会,江南文化的先锋力量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组织中。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1920年8月。陈独秀、李韩军、李达、余秀松、陈望道、沈宣璐、史存通参加了发布会,陈独秀任秘书。这些人,就他们的籍贯而言,都是江南人,除了李韩军(湖北)和李达(湖南),如余秀松(诸暨)、陈望道(义乌)、沈宣璐(萧山)和史存通(金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京、长沙、济南、武汉、东京和广州相继设立了办事处。陈独秀负责大部分这些组织工作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1920年成立的上海党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然,所有的组织都被称为分支机构。只有上海不是一个支部,而是“中共临时中央”。从1920年到1922年,几乎所有发生在上海的红色文化都是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组织和领导的,包括《新青年》的重组、共产党和劳动社区杂志的成立、外国语学院和中俄通讯社的成立、《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概论》的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撰写、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等。

总之,这种联系是从江南地区的内部关系来看的,完整性是从江南地区的全面性和一致性来看的,先锋性是从江南地区红色文化的民族地位来看的。联系、完整和前卫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联动丰富了诚信的内涵。联动和整体性都与上海超强的集聚功能相关,刺激和促进前卫的形成。

[思想家传记]

熊月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历史研究所所长。他致力于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编辑了《上海通史》。(作者照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提供)

(本文仅代表代表的个人观点。专栏邮箱:shhgcsxh@163.com)

总编辑:王镇文字编辑:王镇专题地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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